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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去年两会上，也在这个会场，金力代表就提出复旦大学要培养“干细胞式”的人才，像干细胞那样具有多方面潜力和高素质潜能。在我所在的华东师大，一批传统基础学科专业比如文史哲、数理化生地以及新兴学科专业比如智能教育、空间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技术等也是致力于培养相关领域明德乐群、基础扎实、创新力强的通用性人才和卓越教师。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深化与东亚其他地区的文旅交流合作，开拓亚洲文明对话，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也期望让‘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造福澳门，让祖国的掌上明珠绽放更璀璨光芒。”梁惠敏说。(完)

　　中国开发出自己的求解器，是不是意味着打破了西方的“垄断”？可以说是，但我认为这不是重点。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于仅仅打破“垄断”即可，或者做一些西方产品的国产替代。我们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要做到未来全世界都用我们的产品。目前我们在求解器的开发上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某些方面是世界领先的。

　　叶荫宇(Yinyu Ye)，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及计算数学工程研究院李国鼎讲座教授，是内点优化算法、在线线性规划和学习、强化学习和马可夫过程算法分析等领域的开创者之一。曾获2009年约翰·冯·诺依曼理论奖、2012年国际数学规划大会(ISMP)Tseng Lectureship奖、2014年美国应用数学学会优化奖等。

上海建设“五个中心”，强大动力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比如国际金融中心，要深入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继续推动一批重大外资金融项目落地，稳妥推进离岸贸易、巨灾债券、数据跨境等领域的业务创新和试点，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

　　1982年初到美国时，我的两个求学方向就是人工智能(AI)与运筹学(OR)。当时我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构建一个中医的专家系统，其中包括了专家的信息以及中医诊断的方法。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地寻访。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量”的定义十分模糊，如出现很多“适量”“少许”等字样。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使然，在专家的脑中，“适量”等词汇应是“量化”的结果，但对于外人而言，是难以捉摸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构造这样一个系统，数据是不够的。但恰恰是遇到了这些问题，使我对“量化”产生了兴趣，从而投身运筹学的研究。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